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当下中国各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恐怕非习近平访美莫属了。虽然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价值观念、执政路线等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多年来仍保持相对紧密的贸易合作关系。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经济逐利的时代。跨国企业和国际资本的利益诉求，冲破了国家和民族的设置的围栏，将各个国家纳入全球贸易合作的整体框架当中。中国经济之所以告别贫穷，取得世界瞩目的发展，也完全得益于参与了全球贸易（分工）合作的潮流。虽然当前很多人从心底不愿承认这一点。
9月22日，习近平开启了访美的第一站：登陆西雅图。这个城市聚集众多华裔人口，科技始终走在美国最前沿。总部坐落此地的波音公司，去年为中国制造并交付破纪录的155架飞机。据悉，该公司可能在习访问期间宣布在中国开设工厂（生产波音737客机）。这将是波音在美国以外地区运营商业客机生产线并交付客机。中国官方媒体对此报道称，习近平到访此处的目的，是为了擦出中美贸易之间的火花，也是他此次访美的重要环节之一。
习近平访美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尤其上月间人民币贬值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引发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焦虑。而习近平此次访美，也是寄希望于加强与美国之间战略性沟通，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通过单纯的政治外交和加强贸易合作的方式很难医治根本。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举措，就是政府放权让利、打破垄断，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真正迈向市场化道路，否则别无他法。
习近平访美前夕，美国财长杰克卢（Jacob Lew）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推迟改革只会让中国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必须向市场主导方向转型。中国（上月）汇率和稳定股市的举措让人担心中国是否会坚持改革承若，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他还提到，中国对于购买国外技术产品的限制和对外资的过度审核让人担心中国商业环境，这也是多年来老生常谈的问题。
杰克卢此言听起来虽然有些刺耳，但仔细想来也不无道理。和平的国际环境、制约政府权力的社会架构、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是构建国际贸易的前提基础。这也是国际贸易分工的本质内涵。从历史经验看，只有自由贸易的顺利开展，才能保证各国经济活动的最高生产率。如果各国之间放弃短视政策，让劳动、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那么各国同类产业的工资和利润就会趋同，全球经济资源也会呈现最优配置的局面。
然而，理想在大多数时候很难转为现实。任何国家政府从本质来看均是短视和贪婪的（只不过程度多少而已），作为大多数民众也往往被短期利益所支配。这就产生各种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产业保护、市场垄断等弊端。一旦扩大化就极易产生民族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温床。很多人至今认为当年二战的爆发，源于德国纳粹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一战之后各国之间以邻为壑的外交政策引发国际贸易秩序的解体。
其中，美国对战争债务的清偿要求对英、法、德等国家经济复苏形成严重抑制，使资本无法滞留国内导致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为配合英国回归金本位并解决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国内资产泡沫高企，最终直接酿成1929大股灾，并引由此发银行危机并席卷欧洲，促发德国经济彻底崩溃，这为纳粹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
可见，维持良好的国际秩序不仅是大国之间的责任，也是将战争和冲突扼杀在摇篮之中最好手段。当然，也是任何国家摆脱贫困的唯一举措。著名奥地利学派大师米塞斯曾指出，导致一个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是资本的短缺。一些国家尽管拥有极好的自然禀赋，但由于缺乏开采资源的资金和技术，使该国边际生产率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很低。因此工资率也很低。只有积极利用外部资本和技术，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工资率，并改善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
说到此处势必将引发一些爱国人士的义愤填膺，并且拿拉美、非洲等一些“失败”的国家作为例证。其实，这些国家虽参与国际分工，但由于政府制度性腐败，使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失衡，由于底层民众遭受空前掠夺缺乏储蓄和消费能力，导致国内企业投资无从开展（并且缺乏社会储蓄难以有效积累资本）。这样就产生恶性循环：社会财富向上层转移——经济结构高速失衡——教育和医疗水平落后（缺乏财政投入）——社会经济陷入落后停滞的困境当中。也就是说，制度性因素而非国际产业和贸易分工，是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罪魁祸首。
30年来，中国凭借改革开放一举摘掉了贫穷的帽子，从规模上看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本质上看，这完全是凭借人口红利（配套优惠政策）参与国际分工产生的结果。然而，中国这一比较优势正悄然流逝，单纯依靠规模扩张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深化市场改革提升效率才是维系未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这需要中国政府进行自我的利益割舍，通过构建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框架才能逐步实现。当然，这也是中国与美欧之间争锋博弈的焦点，也是中国摆脱封锁加入TPP的关键。何去何从？在于中国自身的选择。
